●1957年9月12日董必武在先父公祭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追认他为共产党员时，批判我的会刚开完不久，正是划右派的关键时刻。我未被划右派是先父在冥冥中保护了我。 ●他曾对我们说一生经历过几个朝代，接触过各类执政者，没有一位像毛主席那样崇高伟大、礼贤下士，中国有了希望。
4月7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张先贵先生的《与胡适有文字交的蓝公武》一文，以敬重的口吻介绍先父，我读了很感激。张先生大概是年轻人，对陈年旧事不甚了解，有的地方写得不符合事实。先父去世多年，他在政坛和学界活跃时期可追溯到辛亥革命之前，加上他思想上发生几次重大变化，年轻人不知道他或对他片面了解是可以理解的，本无补正的必要，碰到《中华读书报》编辑的时候说明一下就行了。4月10日参加《读书》杂志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果然遇到该报编辑晓风，我向他说明哪些地方不符合事实，希望发稿编辑处理这类稿件时慎重一些。没想到晓风以攻为守，对我说：“那您就写篇文章澄清一下吧，我约您稿已约了两年了。”他最后这句话让我感到惭愧，白看了几年报纸没写过文章。确实应该写一篇，但第一篇就写自己父亲不大好。吃自助餐的时候竟有三人向我提起那篇文章，令我惊讶。晚上李慎之先生打电话来：“你看了写你们老太爷的文章没有？怎么跟我了解的不一样？”我告诉他有些地方与事实不符，实际情况如何，他听了说：“这就跟我了解的一样了。”张文说先父“却鲜为人知，有必要略加介绍。”那是对现代青年人而言，六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或党政干部知道他的人很多。知道先父的人一眼便能看出与事实不符的地方，不知道他的人便会对张文的介绍信以为真，以讹传讹。我只好写这篇补正的文章了。
我一向回避谈先父，更不用说写他了。这并非他有什么污点，影响我的前程。我离休六年，已无前程可言。他对我也无负面影响，相反，我还沾他不少光呢。1957年9月12日董必武在先父公祭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追认他为共产党员时，批判我的会刚开完不久，正是划右派的关键时刻。我未被划右派是先父在冥冥中保护了我。而我之所以避免谈他，是因为我厌恶“官本位”，不愿人知道我是“官”的儿子。其次，先父又是知名知识分子，别人会认为我家学渊源，那就想当然了。我的童年是在沦陷的北京度过的，他担心我受到奴化教育，不许我上学，家里也没人教我文化，整天粘知了捉蜻蜓，到晋察冀边区才上小学。家学确实没有，但也不能说没受到家庭熏染。近代史名人的名字从小就听熟了，有的也许还见过，当然记不得了。记得清楚的是张东荪先生，见过多次，称他为张伯伯。大约1951年的一天我回家听他在书房里同先父谈话，我在门外听清他说的两句话：“志先，我听你的话。”“北平和平解放是我生平第一快事。”那时张先生已“出事了”，是他同先父最后一次见面。我还为陆志韦先生和郭绍虞先生送过报，每天都见到他们。至今仍记得夏天槐树上挂着“吊死鬼”的城府槐树街上他们的住宅。
现在谈谈张文中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张文写道：“1945年他举家奔赴晋察冀边区，被分配到报社工作。据他的老战友陈英茨回忆：1947年1月，陆定一同志发表了《关于战后国际形势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报社一位领导闻风而动，特地写了一整版学习提纲。蓝公武也写了一篇学习体会。经有关方面‘研究’，认定蓝文有不少‘错误观点’。但考虑到他的地位和声望，又不能不发。于是，决定先发表，再安排人分头写几篇文章，以‘商榷’名义给个‘纠正’。写作班子刚搭好，尚未动笔，一个名叫杜存训的‘快手’，捷足先登，写了一篇长文向蓝开炮。那家报纸抢先发杜文。显而易见，他尽管一心追求‘进步’，却先天被视为‘异己分子’。早在那时，他已成了另一种被‘搬’的‘石头’，成了此后才被正式命名的‘革命大批判’的‘活靶子’。”
首先，先父从未在报社工作过。他当时的职务是察哈尔省教育厅厅长。《晋察冀日报》1946年7月3日和1947年1月30日发的两则消息已经说清他的职务：“察省蓝公武厅长说：反动派媚外卖国，其下场不可想像”和“蓝厅长愤慨陈词”。其次，陈英茨不是他的老战友。我通过张天来兄找到陈先生电话，打电话问他，他马上说：“我哪儿是蓝老的老战友呢，他是我老前辈。那篇文章有不少错误，我已写文章更正。”杜存训是位正派的老同志，当时任地委书记，写过一篇《就正于蓝公武厅长》的文章，同先父辩论的是政协会议闭幕后能否实现和平的问题。1946年2月4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的消息是：“政协会议圆满闭幕延安权威人士指出：所获成果极其重大，会后一切决定于如何确切忠实实施决议。中共将以最忠诚的态度贯彻实行。”先父认为蒋介石不可轻信，不应对和平抱更多幻想。杜文则根据权威人士的观点反驳先父的看法。用“快手”、“捷足先登”和“开炮”这种建国后政治运动的用语形容杜存训同志是不恰当的，他并不是打棍子的人，那时也不存在“革命大批判”的形势。1946年春天，在察省召开的庆祝政协闭幕的大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拥护延安权威人士的观点，反驳先父的看法，他虽寡不敌众，但仍不认输。但这仍不是后来的“大辩论”或“大批判”。第三，先父不是被“搬”的“石头”。“石头”指农村干部，“搬”是“撤掉”的意思，因为1948年部分农村干部阻碍土地改革大纲的施实。“搬石头”是特指，不能同政府干部撤换混为一谈。先父不是“石头”，也没被“搬”掉，更不是“活耙子”。张先生不理解在国共决战时刻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像先父那样历经四个朝代的旧知识分子，是相当宽容的。1946年7月1日先父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了《我对于共产党之感想》一文，其中说了些“不客气的话”，如首长不肯同一般干部一起学习理论，学习理论成为下级干部的事，“这是最不对的。”他这篇文章非但未受到批判，反而受到高层好评。1948年4月末毛泽东派人给他送信，并把他接到陈南庄：“公武先生：三十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崇论宏议，现闻先生居所距此不远，甚思一晤，借聆教益。兹派车迎候，倘蒙拨冗枉驾，无任欢迎。敬颂大安毛泽东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于陈南庄。”（《毛泽东书信选》，第300页）先父在陈南庄住了七天，毛对他礼遇甚隆，每天同他一起用餐。他们都谈了什么大事先父没说过，只记得他经常提起的一件小事。临别时毛对先父说，离此四五里有个温塘村，有温泉，蓝老可以泡一泡。接着又叮咛道，水温在五六十度，上年纪的人不宜多泡。池塘台阶很滑，要警卫员左右搀扶才能下池。先父怕台阶滑没洗温泉，但对毛主席的关怀一直铭记在心。他曾对我们说一生经历过几个朝代，接触过各类执政者，没有一位像毛主席那样崇高伟大、礼贤下士，中国有了希望。1953年4月16日他因高血压引起脑血栓，左侧瘫痪。自此病魔把他同外界完全隔绝，直到1957年9月9日逝世。
对他弥留之际提出入党要求的事我一直没弄明白。1957年12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死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的蓝公武同志》的长文，文章写道：“9月9日下午蓝公武同志病情严重……在这垂危的时刻里，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苏同志探望他来了。蓝公武同志……好像要说什么，又说不出来，脸上表露出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这时，站在他身边的女婿根据他过去一再提出入党要求的表示和近几天来言谈中反复提到的入党问题，向他说：‘你是不是说，请求党考虑吸收你做一个共产党员？’他微微地点了点头，嘴唇就不再颤动了。……晚上八点，敬爱的蓝公武同志与世长辞了。”第41期《中共党史人物传》对他弥留之际要求入党是这样写的：“1957年9月9日上午，蓝公武病重处于弥留状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苏前来看望他。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最后一次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强烈愿望。”（第179页）《北京日报》说是下午女婿代他说的，《党史人物传》说是上午他自己提出的，两说不同。我当时守在病床旁边，怎么也回忆不起这感人的情景来。我只记得先父八日已不省人事，我们子女一直守在他身边，如有上两文所说的要求入党的大事，我应有印象。至于“近几天来言谈中反复提到的入党问题”是不大可能的。他八月底已陷入昏迷状态，无法言谈；再说对我们子女说有什么用？应向党的负责人表示。我记得彭真同志来过一次，见他昏迷，同我们握过手便走了。但从他对毛主席的崇敬上看，很可能有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甚至向负责同志表示过，但也不可能一再表示，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北京日报》的长文中有一节“在病中反击右派”，说他“从报上看到右派的反党言论非常气愤……在病床上作了题为《彻底打垮右派野心家》的书面发言”，那就带有创作的成分了。他1953年病倒后便不能看报，长期住在北京医院，正如我前面所说的，病魔把他同外界完全隔开，不知外界发生什么事。我记得人民日报来约稿，他的书面发言是女婿代写的，他不可能审阅，因为这时他已经常昏迷，稍有神智清醒的时刻也不会读给他听，他也未必能听懂。但他对反击右派确实做出贡献。“9月12日党和国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蓝公武大会，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主祭，董必武致悼词，高度评价了蓝公武的历史贡献，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追认蓝公武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1期，第179页）这次最高规格的追悼会是在反右高潮中举行的，表明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对进步的、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极为尊重，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则坚决打击。遗憾的是这时先父已在九泉之下，不知自己对党做出的最后贡献。所以这份功劳也不应属于他。
张文还提到民国初年有名的中国三少年：蓝公武、张君劢和黄远庸。先父知道黄远庸不是袁世凯杀害的，我听他说过：“袁项城老奸巨滑，不干这种蠢事。”1949年林宰平先生来访，我听他们谈起过远生，两人对老友都有怀念之情。先父对张君劢便是另一种态度了。1947年11月30日他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致张君劢书》：“目前消息传来，知兄背弃民盟公意，悍然不顾一切，参加‘国大’，故人情重，为之叹息者久之……忽忽十余年，兄不学如故，今乃以浅薄之谈，作进身之具，呜呼，君劢，何致垂老与贼为伍？”
先父与胡适的辩论是个大题目，我所知甚少，无法多谈。但不能把先父的长文《问题与主义》简单地看成对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补正。胡适也并不这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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